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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出国进修、访学、海外医学博士申请领导品牌

国内医生去国外做临床研究与临床观摩中的限制:各国制度真不一样!

2026-02-26 6

一、问题背景

随着医学科研国际化加速,越来越多的外国博士研究人员以及尚未取得当地执照的外国医生进入海外教学医院从事科研或短期访学。然而,在“是否可以进入诊室”“是否可以接触患者”“是否可以参与数据采集”这些具体问题上,各国差异显著。

这种差异不仅来源于法律体系,也与医疗责任结构、隐私文化以及医院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二、临床参与的行为层级

不论是内科、外科、肿瘤科、影像科还是重症医学科,临床参与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级。

第一层是纯观察,例如门诊旁听、查房观摩或手术室观摩。这类行为通常不涉及直接患者接触,多数国家在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允许。

第二层是语言接触,例如询问病史、进行研究问卷调查或健康行为访谈。只要不提供医疗建议或诊断意见,多数国家将其视为研究行为,而非医疗行为。

第三层是客观记录与非侵入性测量,例如记录生命体征、采集影像数据、使用无创设备进行检测。此层级在不同国家分歧开始显现,有的国家要求明确写入伦理审批文件,有的则要求具备专业资格。

第四层是触诊与体格检查,例如腹部触诊、神经系统检查或超声探头操作。多数国家开始将其认定为医疗行为的一部分,因此通常需要医生或具备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执行。

第五层是侵入性操作,例如穿刺、活检、内镜操作或手术。这一层级在几乎所有国家都被明确认定为医疗行为,必须由持有当地执照的医生完成。

三、美国:执照与隐私优先

美国的制度强调两点:医疗执照的合法性以及患者隐私保护。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都必须经过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审批,同时受到 HIPAA 隐私法规约束。

在实践中,如果外国研究人员没有当地执照,通常只能进行观察或经批准的问卷类研究。进入诊室、接触病人或进行任何形式的体格检查都受到严格限制。访问电子病历更是高度受控。

在美国体系中,临床研究与医疗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科研身份通常不能覆盖医疗行为。这使得外国人真正参与一线临床研究的难度较高。

四、英国:程序合规型开放

英国的医疗系统以程序规范著称。所有研究需通过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审批,并在国家医疗体系内进行登记。

与美国相比,英国并非绝对排斥外国研究人员参与临床研究,但前提是完成严格的行政流程,例如取得 Research Passport、签署 Honorary Contract、完成合规培训等。

只要在伦理申请中明确写明研究人员的角色和操作内容,并取得患者同意,部分数据采集和非侵入性测量是可行的。然而,涉及体格检查或诊断判断时,通常仍需由执业医生承担。

英国模式的特点是“程序优先”。写入 protocol 并获批,就可以合法开展;未写入则绝对禁止。

五、德国:法律文本导向

德国强调法律文本的严谨性。伦理审批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负责,所有行为必须严格符合文件描述。

在德国体系中,观察与非侵入性研究通常可行,但触诊或任何可能被认定为医疗行为的操作往往受到更严格限制。即使研究身份明确,也必须清楚区分医疗责任。

德国的制度不一定比英国更严格,但对“行为边界”的界定更为细致。

六、澳大利亚:合规但较为灵活

澳大利亚在制度设计上接近英国,但文化上相对务实。只要伦理审批文件明确列出研究人员的职责,且具备相应培训与保险保障,非侵入性研究活动通常可以开展。

外国医生如果没有当地执照,不能独立从事诊疗活动,但在研究团队框架下参与数据采集相对可行。

整体而言,澳大利亚属于程序清晰但不极端保守的类型。

七、韩国:团队授权型模式

韩国的临床科研环境带有明显的团队导向特征。教授在研究团队中拥有较大责任和决策权。只要伦理审批中将研究人员列为成员,并在患者知情同意中说明研究团队参与数据采集,部分非侵入性甚至有限体格评估在监督下可以开展。

在实践层面,研究生参与一线数据采集较为常见。医疗行为与研究行为的界限在操作层面相对灵活。

八、中国:导师责任制

中国的临床研究体系近年来逐步规范化,但在执行层面仍具有一定弹性。博士生参与门诊或病房数据采集较为常见,尤其在大型教学医院中。

伦理审批制度存在,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更依赖导师承担责任。触诊或基础检查在监督下进行并不少见。

不过,随着国际化进程推进,监管标准正在逐渐趋严。

九、差异背后的核心逻辑

各国差异并不只是“严格与否”的问题,而是制度逻辑不同。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体系中,个人执照与隐私权处于优先地位。科研必须服从于法律边界。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程序合规是核心。只要审批明确,角色清晰,研究可以开展。

在德国,法律文本的严谨性决定了操作边界。

在韩国和中国,团队授权和导师责任在实践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十、结论

对于没有当地执照的外国 PhD 或医生而言,参与临床研究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国家制度如何界定医疗行为与研究行为的边界。

隐私优先与执照优先的国家限制最为严格;程序合规型国家提供一定空间;团队授权型国家在实践中相对灵活。

理解这些差异,对于规划海外科研路径、设计多中心研究项目以及职业发展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